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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雪莉（清華大學體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成都大運會是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后舉辦的首個大型綜合體育賽事，也是西部地區首次承辦的綜合性國際體育賽事，更是后疫情時代全球首個世界青年體育盛會，備受國際國內社會高度關注。當今，大型體育賽事已超出“單純的體育競技”范疇，成為全球化、多元化、數字化等多元素融合的國際交流平臺。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作為一場全球青年體育盛會，不僅是展現全球青年運動員努力拼搏的賽事平臺，更是一場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盛會，也是一個文明互鑒、美美與共的舞臺，對于城市文明的發展能夠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不同類遺產對于城市文明發展展現出不同的推動作用

【資料圖】

大型綜合性運動會的舉辦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催化劑，為形成和諧互助的人際關系、奮發進取的工作精神和自覺遵守社會公德的社會風氣營造了理想的時機。此外，體育賽事中蘊含著公平、競爭、友誼、團結、不言放棄、頑強拼搏的體育精神，受到這種體育精神潛移默化的影響，廣大人民無形之中能夠提升自我對日常生活的挑戰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同時，體育比賽也是一種重要的社交場合，觀眾在觀看大型體育賽事時，全身心投入在賽事氛圍之中，受到賽事的浸潤和感染，會把許多在賽事中感受到的思路運用到自己的實際生活中，保持一種健康向上的精神狀態。

可以說，大型體育賽事中體現出來的體育精神，早已超出了體育運動本身，內化為人類社會中的一種信念和追求，尤其是體育賽事的口號、理念和誓言等，它們是對賽事的初步構想和定位，承載了主辦方對賽事多元價值的期待，它不僅僅能夠作為一種賽事遺產被傳承下來，而且能夠內在地推動城市文明的建設與發展，為城市的發展賦予一種更獨特的文化符號。通過筆者對賽事遺產的研究發現，近十年來，大多數的大型綜合性運動會承辦方主要致力于打造和保留四方面的賽事遺產，即經濟遺產、基礎設施遺產、環境遺產和社會遺產。這四方面遺產恰恰能夠與推動城市文明進步與發展直接聯系起來。

經濟遺產是指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所帶來的巨大而特有的經濟增長、新的就業機會、更多的商業和投資機會等。在賽事籌備期間，舉辦地政府可能會開展的工作包括，新建或改造賽事場館并將其周邊區域發展為城市體育綜合體，豐富各賽區的衍生互動功能，并對游客觀賽的路徑和動線進行設計，推動賽事場館和現有城市旅游空間之間的引流和融合。在賽事舉辦期間，大量的觀眾、游客、媒體涌入舉辦地，促使消費需求和服務需求迅速膨脹，拉動第三產業的發展。而賽事舉辦期間密集的宣傳也能夠助力城市樹立了良好城市品牌形象，進一步擴大城市的影響力，為賽事結束后城市旅游產業的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基礎設施遺產是指圍繞體育賽事而開展的城市結構升級和體育場館修建，涵蓋交通、電信、住宿、商業中心、大眾休閑場所、比賽場館等所有與賽事順利舉辦相關的城市網絡建設。可以說，基礎設施遺產是四大賽事遺產中最容易識別且最易轉化為服務民生的社會公共資源，因此賽事舉辦方通常會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分配到城市網絡各建設環節，意在充分發揮大型賽事的“引擎效應”。大型綜合性運動會的舉辦地政府往往以舉辦賽事為契機，完善城市基礎服務設施，包括交通設施、住房設施、商業配套設施、娛樂設施等。短期內，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可以保障賽事的順利實施，長期則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為民眾工作生活的便捷性、現代化、集約度創造更加優越的條件。

環境遺產是指政府以“綠色”辦賽為契機進行的促進自然環境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舉措。近年來，大型綜合性運動會舉辦地政府逐漸深化了對綠色環保概念的認知程度和執行力度，從過去的“將辦賽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逐漸升級為“通過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為城市創造、保留‘環境遺產’”。

社會遺產是指大型體育賽事對當地民眾的心理和行為的長遠影響，以及民眾通過直接或間接參與體育賽事而獲得的技能和經驗。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民眾對城市好感度和滿意度的提升,以及民眾對家鄉榮譽感的深化。最常見的社會遺產主要體現在通過舉辦大型賽事向民眾傳遞的體育精神和價值觀。如果從有形的方向理解社會遺產，政府可以以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為抓手，與商業組織、社會資本等利益相關者合作，在合作中優化地區、文化和產業的管理流程和組織模式，打破藩籬，創造新的城市體驗。

大運會繪就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畫卷

文明，從詞源看，對應的英文“civilize”出自拉丁文“civis（公民）”和“civilidas（有組織的社會）”，這種結合表達出公民的文明主體地位、文明的社會狀態等結構性意涵。城市文明，則指處于一種先進的城市社會和文化狀態，其涉及的領域廣泛，包括市民意識、民主政治、法律規范、禮儀舉止、思想文化、風俗習慣、藝術體育、公益慈善、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等諸多方面，而且城市居民能夠在城市中安居樂業，并形成良好的城市生活方式與風尚，比如遵守公共秩序、注重禮讓和講究衛生等。

大型綜合性運動會是一項十分繁瑣復雜的系統工程，其持續周期長，投資金額巨大，是對舉辦地政府決策能力、統籌協調能力、執行控制能力、創新能力的全面考驗。舉辦地在解決賽事籌辦各類問題的過程中，也能同步達到提升政府綜合治理能力、改善政務服務質量、提高行政辦公效率等一系列目標，真正實現“辦賽惠民、辦賽興城”。比如在倫敦獲得奧運主辦權后，為兌現申奧時許下的承諾，倫敦奧組委于2009年成立了一家負責監督倫敦奧運會遺產項目實施的慈善機構——“國際激勵基金會”。到2013年，該計劃成功在20個國家培訓和支持了23萬名教師、教練和青年領袖，幫助了1567萬兒童，有37個國家制定相關政策時受到了這項計劃的影響。

成都大運會從申辦、籌辦、兩次延期到最終開幕，在整個過程中也充分踐行了“辦好一次會，搞活一座城”的重要指示精神，秉承著“辦賽、營城、興業、惠民”的體育發展理念，成都迎難而上，不僅籌備工作得到國際業內人士的高度肯定，并在積極探索如何以大運會為契機賦能城市發展與文明進步，“成都成就夢想”的大運會口號，也體現了大運會不僅是一場賽事，是全世界年輕人成就夢想的舞臺，更是成都發展的目標和開放的姿態，成為成就夢想之城，能夠吸引更多的人到成都立業興業，幸福生活。

大運會與其他大型綜合性賽事不同的一點，因其參與群體的年輕化而擁有的賽事本身獨特的教育價值和文化交流價值，而這兩種價值對于精神文明的促進作用就更直接了。

作為疫情后全球首個世界青年體育盛會，“更團結”的奧林匹克格言也被融入到各種環節。在成都大運會開幕式上，就有許多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驚喜，比如將四川民歌《太陽出來喜洋洋》與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陽》進行了大膽的嫁接融合，結合了民族聲樂唱法、美聲唱法與通俗唱法，力求體現一種對全人類藝術的尊重，開創出新的表達和語境；又比如將各種運動聲效、電子音樂與川劇、成都方言進行雜糅與混搭，完成一種跨界、融合的音樂表達。在大運會開幕后這幾天的各個項目的比賽中，我們同樣可以感受到全世界不同國家青年人身上那種共同的青春氣質和運動魅力。

在賽場上，青年人基于共同遵守的賽事規則和體育精神，展示自己的能力，彰顯自己代表國家的文化氣質；在賽場外，青年人共同體驗成都的各種文化魅力和城市風格，這就是一幅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的畫卷，也會是大運會持續帶給成都，帶給中國，帶給世界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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